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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和(hé)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de)一个关键,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dìlǐwèizhì)、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上(shàng)判断,陶寺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东辉 刘翔(liúxiáng)霄 微风(wēifēng)徐来,历史的尘息在旷野中飘散。 城墙(chéngqiáng)、宫殿、龙盘,王族大墓、朱书文字、“古观象台”……行走于脚下这片黄土地,一处处遗迹(yíjì)如同阿拉丁神灯般,擦亮中华文明的早期(zǎoqī)进程。 这里是陶寺遗址,向世界展示了(le)一个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址的范例。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guòdù)的黄土塬上的陶寺遗址,与(yǔ)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为(lièwèi)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 既然陶寺是一座都城,那它是谁的(de)都城?与此相关,尧,是历史上怎样一位(yīwèi)人物? 几代考古人通过“考古—文献—人类学”证实,陶寺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de)历程,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精神标识,与“尧”“尧都(dōu)”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guānxì)。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jìzhě)走进陶寺遗址,从历史的回响中,触摸中华文明(zhōnghuáwénmíng)起源的脉动。 晋南地区,中华文明的重要(zhòngyào)发祥地之一。 古史记载,晋南是上古时期(shíqī)尧舜禹三代圣王都城所在,“中国(zhōngguó)”之名由此而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yúniánqián)的文化传统,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yùwéi)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是中华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 20世纪50年代(niándài)末,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地区寻找夏墟时(shí),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táosì)乡一带,文物普查人员先是发现了大量类型一致的灰色(huīsè)陶片。陶片的分布区域很大,涉及(shèjí)多个村(cūn),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队高江涛说。 从陶片(táopiàn)等残存的蛛丝马迹中,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初步(chūbù)确定(quèdìng)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址。此后,随着考古不断深入(bùduànshēnrù),陶寺遗址的规模、性质等相继获突破,并被确定为晋南地区首选发掘对象,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础。 1978年,陶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和(hé)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近(jìn)半个世纪的重点考古发掘和多(duō)学科综合研究,一个史前时期的重大遗址渐渐浮出水面。 在这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zhìshǎo)为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掩埋于(yú)黄土之下。大城之内(nèi)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内又现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jīzhǐ)和(hé)近6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其面积之大、规模之宏伟,轰动海内外。“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众多的人群(rénqún),已经拥有(yōngyǒu)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高江涛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这是首次在中原地区发现(fāxiàn)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chéngzhǐ),考古学上(shàng)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座神秘的(de)(de)大城(dàchéng)里,文明早期都城初创时的“空间样本”清晰可见。从废弃的城址上,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城城墙、宫城、宫殿建筑、仓储区、大型墓地、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jūmínqū)等,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完备。此外,考古还发现了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以及地位凸显(tūxiǎn)的宫殿区、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标志身份的礼器(lǐqì)群等,点点簇簇,诉说着此处不同寻常的过往。 “‘古观象台’等公共设施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fúwù)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táosì)作为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de)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zhe)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说。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cānguān)(2024 年 11 月 12 日摄(rìshè)) 杨晨光摄 / 本刊 世界四大古文明(gǔwénmíng)中,为何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塔儿山下,汾水之畔。陶寺遗址的作答润物无声。4300多年前,中华文明(zhōnghuáwénmíng)的图景(tújǐng)发生变化。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děng)相继衰落,中原崛起,兴盛于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de)、并非属于晋南地区文化系统(xìtǒng)的文化因素,其兼容并蓄(jiānróngbìngxù)、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十分鲜明。”高江涛说,若(ruò)把史前文化格局比作“重瓣花朵”,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核心实力,陶寺遗址都是当之无愧的“花蕊”所在。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5500余件各类文物中,由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化因素(yīnsù)在汾河岸边的陶寺经历了(le)扬弃融合创新。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yùbì)、海岱地区的部分彩绘陶器、后(hòu)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甘青地区齐家(qíjiā)文化风格的大双耳罐,从历史穿越到今天,共同描绘出陶寺文化的开放胸怀、多元面貌。 鼍鼓逢逢(gǔféngféng),回响古今。 在陶寺(táosì)遗址出土的7大类29件古乐器中,包括两种仅见于(jiànyú)古代(gǔdài)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鼍鼓与特磬。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发掘中的首次出土,陶寺的发现又把鼍鼓与特磬组合使用(shǐyòng)的历史提早了约千年。 “象征王权的(de)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何努说,陶寺已有了(le)早期王权国家和(hé)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被夏商周和后世所(suǒ)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陶寺社会作风务实(wùshí),致力于礼制的(de)建立(jiànlì)、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有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却无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之态。 从一些墓葬细节,可以看出(kànchū)陶寺先民以礼治国、协和(xiéhé)万邦的大政之道: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在陶寺大墓中出现时尖刃向下、镂空雕漆,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摆放。大墓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以及(yǐjí)两张折断的弓(gōng)。 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有“和(hé)合共生”的基因,在陶寺处处闪耀。 陶寺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开辟了新天地,二十四节气、后世青铜时代的(de)范铸技术、古代(gǔdài)都城的规划理念都能在此得到追根溯源。 “陶寺(táosì)宫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其(qí)‘城郭之制’完备,成为(chéngwéi)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说,陶寺遗址的主体建筑居于核心区域,这种(zhèzhǒng)建筑理念一直延续到明清(míngqīng)故宫。类似“东厨”的房址(fángzhǐ)位于宫城主殿东侧,推测后世“东厨”的宫室制度由此开创而来。陶寺宫城南墙上的“阙楼(quēlóu)”式门址,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 文明(wénmíng)的(de)进程,在陶寺踏出了坚实的一步。“陶寺的兴起,成为(chéngwéi)夏商周文明的直接前身,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开端。”高江涛说,它所呈现出的一种空前的文化延伸(yánshēn)到了今天,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 “尧可能(kěnéng)不仅仅是一个(yígè)人,也可能是以尧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个非常强大(qiángdà)的族群、一个协和万邦的时代。”持有这一(zhèyī)观点的高江涛等人认为,陶寺遗址应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 文献记载,夏代之前,存在(cúnzài)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历史阶段。“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shídài)确实存在,并且(bìngqiě)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高江涛说。 从地理位置看,陶寺所处地带,正是古史记载的“唐地”“尧(yáo)墟”所在,而“陶唐氏(táotángshì)”正是指“尧”。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史前(shǐqián)时期的早期文字(wénzì)或符号。对于其中一个字符(zìfú)的辨识,学界有(yǒu)共识,也有争议。晋南地方志资料显示,临汾市下辖的襄汾、曲沃两县方言称太阳为“窑窝”,与“尧王”发音相同。这一称谓极为特殊的方言,使用地域十分有限,与陶寺文化最核心区域即(jí)陶寺城址及其周边地区大致吻合。 何努等人据此推断,“窑窝”可能是(shì)“尧(yáo)王”的音转,“尧王”来自陶寺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另外(lìngwài),加之临汾古称“尧都平阳”,“陶唐氏”正是指“尧”,因此,“尧”字可能性较大。 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观天测象、推算历法。如,《尚书·尧典(yáodiǎn)》“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史记·五帝本纪》帝尧“乃命羲、和(hé),敬顺昊天,数法(shùfǎ)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考古工作者表示,这在陶寺遗址都有重要的物证(wùzhèng)发现和相关(xiāngguān)研究,能够与传统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遗址的历史(lìshǐ)定位是这样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zài)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yǐjí)东方、东南方古文化(gǔwénhuà)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zhōngguó)’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中国’。” 中国考古(kǎogǔ)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也(yě)曾说,“最早的中国是在(zài)什么时候呢?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现在从考古来看,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时至今日已经成为(chéngwéi)中华民族共同(gòngtóng)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精神标识。 “族群认同和(hé)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zhōnghuámínzú)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王巍说,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遗址(yízhǐ)性质、等级和内涵上判断,陶寺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 作为尧的继承者(jìchéngzhě),舜的故事在晋南也广为流传。 临汾向南,便来到(láidào)黄河之东留有舜帝犁沟、舜帝陵等诸多名胜的运城市。今天,人们在沉醉于历山脚下舜王坪那崇山峻岭、树木茂盛的自然风光之时,也重新吟诵起那首脍炙人口(kuàizhìrénkǒu)的南风歌。据《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zhīqín)以歌《南风》”:南风之薰兮(xī),可以(kěyǐ)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也许,我们今天(jīntiān)很难想象,禹和舜之间经历着怎样的一种转承关系。但是,禹的儿子启创立的我国第一个(dìyígè)奴隶制王朝(wángcháo)——夏朝,以它命名的“夏县”就坐落于今天的运城市。 夏县,古文献中记载的(de)(de)(de)“禹都安邑”所在。考古证实,这方面积1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与“夏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fāxiàn)了现存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夏时期遗址,这是目前晋南(jìnnán)地区(dìqū)发现面积最大的夏商时期聚落之一,为解读晋南“夏墟”的历史内涵、阐释(chǎnshì)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考古实证。类似惊人的发现,还在不断问世和揭秘中。 尧舜禹不是传说——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的(de)(de)实证,我们将更多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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