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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这是主观(guān)主义的胡说。另(lìng)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dìdiǎn)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háiyǒu)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这是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gōngzuò)会议上，毛泽东对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李铁夫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这位国际(guójì)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不幸的是，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shānghán)，医治无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终年36岁。

“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妻(fūqī)

接到从延安(yánān)传递来的李铁夫病危消息时，张秀岩(zhāngxiùyán)心里想，身体一直不好的丈夫李铁夫真的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了。从天津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重重封锁区，好在有地下(dìxià)交通线，张秀岩很快赶到(gǎndào)西安(xīān)。在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bāngzhù)下，张秀岩搭(dā)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但不凑巧的是，连续几天下大雨，本来就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泞，卡车时走时停，有时还要把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想方设法鼓捣出来。等到张秀岩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在3天前下葬了。

泪水(lèishuǐ)打湿了张秀岩糊满了泥污的衣服，心爱的丈夫、亲爱的同志(tóngzhì)，已经与自己阴阳两隔。张秀岩想起两个月前(1937年5月)，李铁夫(lǐtiěf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要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liúshǎoqí)、彭真，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要先后赴延安参加这(zhè)次会议。出发前，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对她(tā)说：“你要去，一块去也(yě)行(xíng)。”本来，张秀岩也曾打算和丈夫一起去，这样可以照顾他(tā)的身体，同时还可以像平时那样帮丈夫做些辅助工作，但是，这时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年轻的姚依林等少数几个同志，如果(rúguǒ)她走了，这边的工作怎么办？最终，张秀岩没有去延安，而是选择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如果当初她与他同来，虽然不一定(yídìng)(yídìng)能挽回(wǎnhuí)他的生命，至少可以和他多(duō)相处一段时间。但是，李铁夫说过(gu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尽早实现共产主义。”即使当初她要与他一起前往延安，他也不一定会同意。这就像她和他这几年来的生活，表面上是她在外张罗，实际上是以他为主导。

◆李铁夫和张秀岩1936年(nián)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合影。

1934年初，党组织派刚恢复党籍的(de)(de)李铁夫(lǐtiěfū)化装到天津工作。他先栖身英(yīng)租界海大道(今大沽(dàgū)北路)附近的26号路（今开封道)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后来按照党的要求，张秀岩(zhāngxiùyán)与(yǔ)李铁夫这对青年男女，开始“住机关”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最好的掩护是男女革命者假装组建成一个家庭，以夫妻(fūqī)名义共同生活，这就是“住机关”的别称。张秀岩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与郭隆真等革命者一起(yìqǐ)工作过，这次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组织上为给李铁夫来天津开展工作做了巧妙安排，让(ràng)李铁夫对外自称是来自(láizì)福建(fújiàn)的“老杨(lǎoyáng)”，张秀岩则是以南开中学教员(jiàoyuán)身份，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jiěfàngběilù)和曲阜道交口(jiāokǒu)处）一家裁缝铺楼上租房，假扮成夫妻住了下来。“老杨”身材瘦削，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很少开口说话。倒是“老杨”的“妻子”贤惠温柔，温婉大气，总是(zǒngshì)面带微笑。这对“夫妻”给大家的印象(yìnxiàng)十分恩爱，形影不离，进出总是手挽着手。教员“妻子”上街买菜，暗中传递很少出门的“丈夫”与地下党的书信。而且，这对“夫妻”总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来家中做客，那(nà)是地下党的同志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开会(kāihuì)、交流与学习。在生活中，他们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同志。李铁夫耐心地教张秀岩日文、英文，张秀岩为李铁夫准备写作素材，并且负责料理两个人的生活。

在(zài)共同生活的(de)(de)(de)日子里，张秀岩这位出身大家族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慢慢(mànmàn)对远离故土来中国革命的朝鲜青年李铁夫由尊重产生爱情。李铁夫身体不太好，张秀岩悉心照顾；张秀岩生病，李铁夫凭着曾经在日学习过的医学知识，为她查药典找药方。两颗同样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心渐渐靠拢。在党组织批准下，他们终于结婚，成为真正的夫妻。

两人结婚之后，张秀岩在北宁铁路宁园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每月收入二三十元。李铁夫没有公开的(de)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他们(tāmen)的生活全靠张秀岩微薄的薪金维持(wéichí)，经常是粗茶淡饭。虽然自己省吃俭用，但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开展党的活动，有时还要支援更困难的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活动中，这对(duì)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的夫妻，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像自己一样的革命者。从敌人的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往往是一无所有。李铁夫曾经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送去当铺换钱，帮出狱的同志买衣服穿。没有了大衣的李铁夫，冬天外出(wàichū)，只好只穿棉袍(miánpáo)。尽管如此，这对革命夫妻仍然抱着(zhe)革命乐观主义态度(tàidù)，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理论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有志青年被发展成为革命骨干，张秀岩的几个侄子(zhízi)、侄女(zhínǚ)先后(xiānhòu)走上革命道路。

李铁夫原名韩(hán)伟键，因为革命斗争需要，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1901年出生在(zài)朝鲜咸镜南道(xiánjìngnándào)洪原的(de)一个农民家庭。日寇将朝鲜强占并改名“大韩帝国”，使无数像李铁夫一样激情澎湃的朝鲜青少年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zhōng)，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１8岁的李铁夫不但是参加者，更是领导者。在朝鲜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站在数以万计渴望复国的群众面前，慷慨激昂(kāngkǎijīáng)地宣读了(le)由代表们联合署名的《独立宣言》。日本宪兵包围过来，戴着眼镜、面目清癯(qīngqú)的李铁夫在人们的掩护下逃走。日本警察署(jǐngcháshǔ)对这位义无反顾的学生领袖恨之入骨，四处通缉(tōngjī)他。留在国内无法(wúfǎ)生存，李铁夫只好辗转流亡到中国。

1919年４月，李铁夫到达上海，在(zài)(zài)《新大韩新闻社》找到一份编辑(biānjí)工作(gōngzuò)。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李铁夫与中朝革命志士们共同战斗。为了(le)能够学到更多抗日救国真理(zhēnlǐ)，1920年，李铁夫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yīkē)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四年后学有所成，李铁夫重返朝鲜，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de)身份为掩护，从事(cóngshì)创建(chuàngjiàn)朝鲜共产党(gòngchǎndǎng)的活动。李铁夫是(shì)最早加入朝鲜马列主义同盟的共产党员之一。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铁夫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朝共遭到重大破坏，李铁夫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介绍，他再度流亡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李铁夫接受中共的(de)指派(zhǐpài)，赴北平工作，出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dìguózhǔyì)大同盟党团(dǎngtuán)书记(shūjì)，从此开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zhòngyào)领导岗位上长达6年的曲折任职经历。1932年9月，李铁夫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xuānchuánbùzhǎng)、组织部长。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5月18日，李铁夫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往南京监狱。同年7月15日，经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李铁夫获得保释出狱。

20世纪30年代初期(chūq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de)事业造成(zàochéng)了极坏的影响，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bèibǔ)牺牲，共产党在白区(báiqū)的力量被迅速削弱。具有较高(gāo)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李铁夫痛心疾首，不甘(bùgān)忍受党的事业继续遭受巨大损失，更(gèng)不忍心看着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接二连三牺牲。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李铁夫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fǎndòng)性》等文章和意见书，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左”倾盲动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

李铁夫的这些文章在党内传阅，得到(dédào)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临时中央内“左”倾路线势头正猛，李铁夫的意见被(bèi)推行者们极力反对，而且(érqiě)被批为右倾(yòuqīng)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因为张秀岩支持李铁夫的意见，也一起(yìqǐ)被取消了党内工作并被切断同党组织的联系。受到这个视党的事业为生命的处理决定，李铁夫和(hé)张秀岩思想压力极大。经过反复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益于党、有益于广大人民，因此他们并未消沉，而是相互鼓励(gǔlì)、相互支持(xiānghùzhīchí)。李铁夫书写了“仰望光明”四个字(zì)作为座右铭，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夫妇二人心怀赤诚，仍然一如既往满怀热情，继续为党工作，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担任中共(zhōnggòng)早期党的领导职务

吉鸿昌、南汉宸等是(shì)中共秘密党员，他们根据(gēnjù)上级党组织指示，于(yú)1934年5月，在天津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对国民党(guómíndǎng)中的(de)(de)抗日反蒋(fǎnjiǎng)势力开展(kāizhǎn)统战工作。为(wèi)揭穿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宣传，为爱国人士宣讲革命真理、给革命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铁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其中，为吉鸿昌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上课。随着革命如火如荼进行，在严寒(yánhán)的冬天，李铁夫、张秀岩(zhāngxiùyán)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李铁夫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张秀岩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jǐchū)钱来，帮助创办革命刊物，开展党的宣传活动。他们创办的《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进步报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著名的一二·九(jiǔ)运动爆发后，李铁夫、张秀岩参与发起组织“一二·一八(yībā)”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身先士卒，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与爱国(àiguó)青年手挽手、肩并肩，迎着反动当局的刀枪棍棒，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向群众(qúnzhòng)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李铁夫(lǐtiěfū)不但具有(jùyǒu)高深的理论知识，而且具备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时常对外出的张秀岩(zhāngxiùyán)说：“我们(wǒmen)要保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有一次，张秀岩去一家纱厂开会，突然遭到警察搜捕。女工们马上带着她到更衣室，换上工服后从容(cóngróng)离开。李铁夫感慨地说：“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心里想着为他们办事，什么事都好办。”正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李铁夫夫妇在极端困难(jíduānkùnnán)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gōngzuò)。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chǔjìng)，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bèi)破坏，很多(hěnduō)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严重。

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他坚守党(dǎng)在白区的工作纪律，坚持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shàng)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这(zhè)期间李铁夫连续8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dòuzhēng)策略，他的意见(yìjiàn)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尤其是得到省委书记孟用潜的支持。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为(wèi)制定正确(zhèngquè)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cèlüè)，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zài)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zhèngfǔ)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dǎngnèi)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次会议，是(shì)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为了向全党、全军全面解释宣传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在(zài)1936年春受中央委派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到任(dàorèn)后，着手肃清王明“左(zuǒ)”倾错误路线的(de)影响，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zhèngquèlùxiàn)。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工作，从而恢复了李铁夫的党组织关系，并任命李铁夫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shūjì)，同时任命张秀岩(zhāngxiùyán)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天津市委妇女部长。从此，所谓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也(yě)基本得到遏制，李铁夫、张秀岩夫妇担负起天津党的领导工作。

李铁夫(lǐtiěfū)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后(hòu)，充分发挥组织(zǔzhī)优势，发展(fāzhǎn)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不断培植革命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de)形成，开创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在工人(rén)(gōngrén)群众中，在社会(huì)最底层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李铁夫在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zhòngyào)指导思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外，还在工人较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李铁夫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还建起“民众(mínzhòng)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工作抓得紧，天津党和民先组织都有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民先队员达700人。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kàngrìjiùwángyùndòng)又(yòu)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态。

1937年春，党组织派李铁夫到延安参加党的(de)白区工作会议。本来同时安排张秀岩一同前往，但(dàn)张秀岩考虑到天津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便谢绝了组织上的安排，坚持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不料，这次分离竟成(jìngchéng)了这对(duì)革命夫妻的永别。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báiqū)工作会议在延安(yánān)大礼堂召开，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李铁夫进行了(le)(le)两次发言，批判了“左(zuǒ)”倾关门主义倾向，受到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会上，毛泽东(máozédōng)对于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予了充分肯定(chōngfènkěndìng)：“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其(qí)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会见了李铁夫，在与他促膝谈心时，为他和张秀岩等人“受了打击，受了冤屈”而鸣不平。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李铁夫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表扬而骄傲起来，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hěn)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huídào)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多(duō)做点事。”

由于李铁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党中央决定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rènzhí)，而是留在(liúzài)陕甘宁西北局工作，边工作边治疗。

◆李铁夫逝世后，战友及其亲属写(xiě)的纪念文章手稿。

在李铁夫(lǐtiěfū)病重期间，党中央给张秀岩(zhāngxiùyán)发来紧急电报。张秀岩日夜兼程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被安葬在清凉山上，张秀岩未能见上丈夫(zhàngfū)最后一面。但她知道对丈夫最好的(de)祭奠，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张秀岩一直坚持奋斗在革命事业前线，直到1968年去世。

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zhōng)，党中央对李铁夫(lǐtiěfū)反对“左”倾(qīng)教条主义的(de)意见(yìjiàn)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肯定他(tā)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共中央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领导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组织问题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现(biǎoxiàn)。至此，李铁夫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在七大期间，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重新(xīn)立碑并书写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朝鲜共产党(gòngchǎndǎng)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李铁夫的遗体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他的生平(shēngpíng)收录在新版《辞海》中。

李铁夫是朝鲜革命者，却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他立志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并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华夏大地；他坚持真理，书写正气良知，即便身陷囹圄仍(réng)矢志不渝地与信仰同行；他服从组织(fúcóngzǔzhī)安排，以赤子情怀与张秀岩(zhāngxiùyán)假扮夫妻(fūqī)，终结伴侣，成为革命队伍(gémìngduìwǔ)里为数不多的“跨国婚姻”；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和无比绚丽(xuànlì)的音符，奏响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之歌。

2014年9月底，李铁夫墓碑开始(kāishǐ)迁建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区(qū)。

来源(láiyuán)：《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